国仪量子董事长贺羽在公司上市首日致辞 图源：官网
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8月11日，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仪量子”）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发行价21.22元/股，发行4001万股，募资8.49亿元，收盘时公司股价大涨419.46%，市值突破440亿元。
资本市场的热烈反应，很容易让人再次想起十年前那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一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年轻博士，从实验室走出来，试图造出国产高端科学仪器。
2016年，贺羽还在读博。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杜江峰借给团队一间14平方米的办公室，创业团队白天见客户，晚上写代码。后来，这家公司逐渐从一台国产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起步，扩展到电子显微镜、量子传感、随钻测量等领域。
十年后，国仪量子成为一家年收入超过6亿元、客户覆盖高校科研机构和大型制造企业的科学仪器公司，并站上科创板。
国仪量子的上市，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一家量子公司IPO”。更大的变化是，沉寂多年的量子产业正在重新进入资本市场的聚光灯。
据投中嘉川CVSource投融资数据库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量子科技领域已经披露47笔融资，涉及35家企业，其中量子计算领域就有41笔，融资笔数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与此同时，本源量子、玻色量子、图灵量子等企业陆续推进IPO。
从实验室到产业园，再到资本市场，量子科技正在经历一轮新的产业化加速。问题也随之而来：资本已经开始为量子的未来定价，但量子产业距离真正的商业化，还有多远？
国仪量子卖的并不只是“量子”
国仪量子的故事，首先是一家国产高端科学仪器公司的故事。
贺羽16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之后一路读完本硕博，师从杜江峰。读博期间，他开始参与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研发。
彼时，高端科学仪器长期被海外厂商占据。杜江峰曾讲过一个故事：科研团队购买国外品牌仪器后，价格昂贵，设备出了问题，维修甚至需要等待半年。
这让贺羽意识到，科学仪器并不是科研产业链中一个不起眼的环节，“高端科学仪器就是科学家手里的武器。”
2016年，国仪量子成立。早期创业并不顺利。团队曾做过用于教学演示的答题器，最终项目失败。直到重新回到科学仪器赛道，公司才逐渐找到商业化方向。
招股书显示，公司已经形成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电子显微镜、随钻测量、气体吸附分析四大业务板块。
2025年，电子显微镜业务收入3.73亿元，占公司总收入56.29%；量子信息技术与自旋共振业务收入2.18亿元，占32.95%。
换句话说，今天的国仪量子并不是靠“量子计算”三个字获得收入，而是在科学仪器这一更成熟的市场中，用量子技术切入更前沿的测量领域。
这让公司有了一条相对现实的商业化路径。
截至目前，国仪量子产品已经交付超过80所985/211高校、超过150家科研院所，客户还包括京东方、比亚迪、宁德时代、奇瑞汽车等企业。公司2024年扫描电镜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22%，位居国产品牌第一。
但公司仍未实现盈利。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从3.996亿元增长至6.662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亏损1.69亿元、1.04亿元和1887.8万元。研发投入也保持高位。三年累计研发投入3.58亿元，占同期营业收入总额22.82%。
这是一门典型的硬科技生意：产品研发周期长、验证周期长、客户导入慢，同时还要面对国际品牌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和技术壁垒。
国仪量子在招股书中也承认，公司仍处于新技术产业化落地、产品线扩容以及销售放量的早期阶段。
国仪量子的上市，是资本市场给了一家仍在完成规模化商业化的硬科技公司更多时间和资金。而这恰恰也是当下整个量子产业的状态。技术正在越来越接近产业，产业却还没有真正进入成熟商业周期。
合肥为什么能长出一条量子产业链？
把国仪量子放到全国版图中，会发现合肥正在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量子产业生态。
截至今年7月，合肥已经集聚107家量子产业链企业，营收规模超过60亿元。其中，国盾量子押注量子通信，本源量子聚焦量子计算，国仪量子进入量子精密测量，中电信量子布局量子安全，幺正量子则走离子阱路线。
这种产业生态的起点，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建伟、郭光灿、杜江峰等科研团队长期积累，使合肥同时具备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的科研基础。过去十多年，大量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向企业迁移，形成了今天的产业集群。
但仅有大学并不足以形成产业。合肥真正的特点，是比较早地把科研、资本、产业空间和应用场景放在一起。
一个典型例子是量子计算。
今年初，合肥量超融合计算中心上线，依托“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部署2台180+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机和1台12比特离子阱量子计算机，将量子计算与CPU、GPU等经典算力放到同一个公共算力平台上。
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古月告诉界面新闻，量子计算并不是经典超算的替代品，而是与超算、智算形成互补。
“量子计算与经典计算是互补关系，量子计算要想走向实用化，现阶段需要与经典计算协同发展。”目前，该中心已经向江淮汽车、科大讯飞以及本地高校、科研院所开放，探索人工智能、新材料研发等场景。
这比单纯“建一台量子计算机”更重要。因为量子产业真正缺的，不只是机器，而是让机器被使用起来的基础设施和真实需求。
合肥也在通过产业基金、场景开放、科研项目和产业园区等方式降低企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成本。
比如幺正量子在还处于“PPT阶段”时，就获得合肥国资3000万元启动资金；此后又获得安徽省科技创新攻坚专项课题资金，并带动上下游企业参与低温系统、芯片工艺等项目。
合肥并不是唯一一个押注量子的城市，全国的量子产业竞争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
北京更强调科研资源、产业链和量电融合。北京经开区已经推出量子科技产业政策，覆盖超导、离子阱、中性原子、光量子等多条量子计算路线，同时布局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和抗量子密码。
今年3月，北京还成立量电融合产业创新中心，由中电信量子联合玻色量子、中兴通讯等企业共同组建，目标之一就是推动量子计算与智能计算、高速互联融合，建设量电融合生态。
上海则在强化量子计算产业化和未来产业集聚。今年7月，上海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启动，将空间、科研、政策、平台、场景和企业放到同一产业地图中，试图把上海原有的科研优势进一步转化成产业优势。
量子产业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产业中心，因此城市之间的竞争仍然处于“抢跑”阶段。
资本先热起来了，但量子产业还没到“收获期”
资本市场显然已经开始相信量子的未来，国仪量子上市只是最新一个节点。此前，国盾量子已经登陆科创板；本源量子完成近30亿元Pre-IPO融资；玻色量子、图灵量子相继进入IPO辅导阶段。
这与几年前形成鲜明对比，量子计算曾经长期被视为一项“遥远的技术”。如今，随着超导、光量子、离子阱、中性原子等技术路线不断推进，以及量子纠错等关键技术出现新的进展，产业界开始认为，量子技术正在从“科研问题”进入“工程问题”。
但资本热度并不意味着商业模式已经成熟。
“要真正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还有两道门槛需要跨。”幺正量子副总经理张洋告诉界面新闻等媒体，一是需要证明量子计算在实用场景中的计算速度确实超过经典计算；二是需要解决计算结果不准确的问题，也就是量子纠错。
目前，幺正量子的客户仍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预计未来三至五年才有望逐渐进入材料、药物研发、金融安全等更加市场化的领域。
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超导、光量子、离子阱、中性原子等路线各有优劣，目前还没有哪一条路线已经被证明是最终答案。
与此同时，量子计算的产业链本身也很长。从量子芯片、核心器件、激光器、低温系统、测控系统，到整机、软件、云服务，再到算法和应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形成成熟供应能力，都可能拖慢整机商业化。
这也是为什么国仪量子这样的企业值得被单独观察。它并没有等到量子计算真正成熟后再寻找商业模式，而是在量子精密测量、电子显微镜等已经存在明确需求的市场中先找到收入，再向更前沿的量子技术延伸。
相比“押中某一条终极技术路线”，这可能是一种更加现实的产业化路径。
量子通信的情况也类似。中电信量子正在推进量子城域网建设，合肥量子城域网已经形成较大规模，并向政务等领域提供量子安全接入和数据传输加密服务。
量子产业正在进入一个微妙阶段：一边是资本市场不断抬高估值和预期，另一边是企业仍然需要面对研发周期长、客户验证慢、商业场景少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最朴素的商业指标：客户愿不愿意持续付钱。
据了解，合肥目前正在尝试用公共算力、产业基金和应用场景帮助企业跨过这一阶段，北京和上海也在以不同方式建立自己的产业生态。谁能够把实验室里的论文变成稳定的设备，把设备变成订单，把订单变成规模化收入，谁才可能真正留下来。
国仪量子今天站上科创板，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验证：从实验室走到了产业现场。接下来，它需要证明的是另一件事——如何从一家依靠研发投入和国产替代红利成长起来的科学仪器公司，进一步成长为一家能够持续产生利润的科技企业。
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量子产业正在面对的问题，资本已经提前抵达，产业还在路上，而真正属于量子的商业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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