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周周编译报道】备受争议的“祖克曼税”（la taxe Zucman）自法国新总理勒科尔努上台以来，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该提案于今年2月在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但在6月遭到参议院否决。其核心内容是针对财富超过1亿欧元的家庭征收一种“差额缴纳”税，旨在确保这些超级富豪每年实际缴纳的税款不低于其总财富的2%。支持者估计，这项税收每年可为国家带来150亿至250亿欧元的额外收入。反对者则担忧该税收会导致富人迁移和资本外流，并对投资与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冲击。目前，“祖克曼税”已成为左翼阵营的标志性主张，但遭到执政党、右派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勒科尔努近日表示愿意在“税收公平”问题上展开工作，但强调不能影响企业资产。随着法国进入新政府组建各方博弈的混沌期，这一提案再度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核心议题。
2025年9月10日，位于法国雷恩的“全面封锁”抗议活动现场，示威者举着一块写有“赶紧对富人征税”的标语牌。法新社图
支持者：“祖克曼税”可谓一箭双雕
综合法新社和《世界报》报道，社会党在8月30日提交的“替代预算”（contre-budget）中，“祖克曼税”成为其旗舰措施，也成为社会党与新政府达成可能的执政协议时不容妥协的条件。左翼“公共广场”党领袖拉斐尔·格卢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在9月3日《解放报》刊登的采访中表示：“首先让最有钱的人承担责任，这是达成任何可能妥协的基础。”此外，今年7月，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世界报》上也公开表示支持“祖克曼税”。
对左翼来说，这项税收政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工具，它既能为空虚的国库注入资金，又能缩小不平等，可谓一箭双雕。
这项由社会党和绿党联合提出的法案规定，对财富超过1亿欧元的0.01%最富裕纳税人设立2%的最低财富税，“以确保他们至少缴纳相当于其财富2%的税款”。提案援引法国经济学家祖克曼的测算，预计此举可带来150亿至250亿欧元的新增税收收入。对法国政府当前亟需弥补的440亿欧元财政缺口而言，这一数额相当可观。
更重要的是，支持者认为该税收有助于缓解过去三十年来持续加剧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0.1%最富裕人群，凭借对企业控制权的集中和房地产价格的攀升，实现了财富的迅猛增长。根据《挑战》杂志的数据，从1996年到2025年间，法国最富有的500人的总财富增长了14倍。如今，这些“500大富豪”的财富总和已超过法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而在1996年，这一比例仅为6%。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惊人的财富增长并没有给公共财政带来应有的收益。
2025年5月22日，在阿维尼翁教皇宫举行的路易威登时装秀开场前，非政府组织Attac协会成员发起示威活动。抗议者举起写有“向富豪征税”的横幅。法新社图
反对者：“祖克曼税”威胁经济稳定
不过，“祖克曼税”也遭到了执政党、右派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对。法国最大雇主协会“法国企业运动”（Medef）主席帕特里克·马丁（Patrick Martin）在8月举行的企业家年度大会上警告称：“任何形式的财富税回归都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坚决反对。”共和党（LR）主席勒塔约同样表示：“如果想打击法国经济，就该投票支持‘祖克曼税’。”9月17日，法国公共投资银行（Bpifrance）行长迪富尔克（Nicolas Dufourcq）猛烈抨击“祖克曼税”，称其为“荒谬”且出于“法式仇富心理”，并强调白手起家的富豪代表了法国社会的成功。
反对者抨击该政策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可能引发大量富人外迁和资产外流。“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税收最高的国家了！”上塞纳省共和党议员兼财政委员会副主席让-迪迪埃·贝尔热（Jean-Didier Berger）批评道，“自从废除巨幅税（ISF）以来，左翼一直要求用其他税种来取代它。但这种措施对经济永远没有好处。”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削减公共支出。
反对者常以挪威和英国为例。据BFMTV报道，挪威自2021年10月中左翼政府上台以来，针对富人的税收明显增加。根据偏向右翼自由主义的智库IFRAP基金会分析，挪威财产税从0.85%提高到1.1%，股息税也上调了19.37%，结果导致大量资本外流。根据移民咨询公司Henley&Partners的一份报告，仅在2025年，就有150名净资产超过百万美元的富人计划迁出挪威。对于一个55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英国政府则是在2024年决定取消对境外收入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原预计该政策可在五年内带来330亿英镑的财政收入。然而，据彭博社报道，政策实施仅一年后，就有超过4400名企业高管选择迁离英国。到2025年4月，富人外流人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5%，累计流出资本接近1100亿美元，主要流向摩纳哥、迪拜、塞浦路斯和米兰等地。
马克龙：巨富税全球统一征才有意义
面对可能引发的资本外流风险，总统马克龙和前总理白鲁曾多次强调，提高对富人的征税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才具有实际意义。马克龙在5月15日接受TF1电视台采访时直言：“你们真的认为，如果法国单方面对超过一亿欧元的资产征税，这些人会乖乖留下来纳税吗？”在去年的巴西G20峰会上，法国曾支持设立全球范围的“祖克曼税”，但条件是必须全球统一实施，而这距离现实还很遥远。
问题关键在于：法国能否独自迈出这一步？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开呼吁可行，但马克龙身边人士却持相反看法：“特朗普正在推行完全相反的政策，我们何必自找麻烦？”
显然，这场争论短期内难以平息。
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istralAI创始人门施（ArthurMensch）近日表示，他相信法国需要更多税收公平，但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法律使其真正可行。他坦言，按照现行设想，自己无力缴纳“祖克曼税”。图为门施（中）于今年7月9日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人工智能峰会。法新社图
增减税对法国富人流动影响多大？
法国曾多次进行重要税制改革。例如，2013年法国取消了统一预扣税（PFL），规定利息和股息收入需按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征税，并增设了45%的最高税率档。2017年，政府又废除了巨富税（ISF），转而征收不动产巨富税（IFI），同时引入“单一税”（flat tax），对资本性收入实行30%的统一税率，旨在鼓励富人在法国进行投资。
这些税改政策对法国富人的迁出或回迁产生了多大影响？又对经济带来了哪些直接影响？近日，隶属于法国总理府的独立研究机构——经济分析委员会（CAE）旗下的一支六人经济学家团队，对这两次税改后法国富人与资本的流动情况开展了研究分析，并于9月2日发布研究结果。报告显示，资本利得税确实导致部分最富裕纳税人移居海外，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仍然有限。
最新研究：法国富人流动性被高估
综合法新社和《回声报》报道，研究人员首先指出，高财富人群离开法国的比例实际上很低。
数据显示，法国最富裕的1%人群中，每年仅有0.2%选择移居海外，这一比例远低于法国总人口的移民率（0.38%）。
研究还发现，相较于主要依赖资本收入的人群，高薪资收入者或领取高额退休金的人更倾向于选择移居国外。
在这一低迁移基数的背景下，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财富税制发生重大变革时期富裕人群的流出与回流动态。利用2013年和2017年两次税改未公开的行政数据，研究发现：税改确实对富裕人群的迁移行为产生了影响，但影响幅度有限。
据经济学家测算，2013年资本税上调导致高净值人群净流出率增加了0.04至0.09个百分点，相当于约350户家庭迁出。而在2017–2018年减税政策实施后，净流出率则下降了约0.01至0.06个百分点。
通过将迁移反应的幅度与税收冲击的规模相关联，研究估计资本税每提高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将导致最富裕人群额外流失0.02%至0.23%，即大约90至900户家庭。
举例而言，若恢复巨富税（ISF），预计可为国家带来35亿至45亿欧元的税收（相当于资本税提高5.2个百分点），但可能导致0.1%至1%的超级富裕家庭选择迁离法国。研究强调：“总体来看，迁出人口在相关群体中所占比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对经济直接影响有限
CAE随后评估了这些富裕人群外流对法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研究指出：“高资本收入家庭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超其人口比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持有大量企业股权。”在最富裕的1%人群中，近半数持有某家企业10%以上的股份。
已有学术研究表明，当一位大股东移居国外时，其原有企业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五年后，企业的平均营业额下降15%，工资总额减少31%，增值额也下降24%。
不过，这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企业被收购、管理层重组或资产重新配置等市场机制得以缓解。更重要的是，由于实际迁出人数非常有限，其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仍较为微弱。
即使在恢复巨富税（ISF）的情景下，CAE估算：“长期来看，这对法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依然很小——预计营业额下降0.03%，增值总额下降0.05%，就业率下降0.04%。”
机会成本难估
然而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人才流失和资本外流，其造成的机会成本难以准确估量。他们同时强调，在预期收益有限的情况下，征收富人税会从心理层面挫伤人们的投资积极性。
避税比富人外迁更需警惕
研究人员还提醒，这并不能完全反映资本税制改革的全部效应。他们指出，避税才是富裕家庭在面临增税时更常见的应对方式。一项北欧研究显示，当对高财富人群加税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避税策略，而非移居海外。避税或逃税行为对税收收入的负面影响，比人员外流高出2.5倍。
CAE警告称：“如果公共辩论仅仅聚焦于‘富人外逃’，很可能偏离了真正的重点。”
以北欧国家为例，对高财富人群每征收1欧元的新增税收，国家实际仅能获得0.26欧元：其中0.20欧元因经济活动和纳税人迁移等因素流失，另有0.54欧元则因避税策略而无法征收。这一分析也对各项新税改政策的预期收入提出了质疑。按照该逻辑推算，“祖克曼税”的实际收入可能不足预期的一半，即从150亿欧元降至75亿欧元以下。
本研究的作者之一、埃塞克高商（ESSEC）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洛朗·巴赫（Laurent Bach）解释道：“企业主及相关人群的流动性实际上低于一般认知。面对针对其财富的税收措施，他们更可能通过税务优化策略来减少应纳税额。丹麦在推行类似税收时已印证这一点：实际税收收入仅为预期的一半，主因正是广泛的避税行为。”
因此CAE强调，若要提高资产税真正实现社会效益，就必须确保其所带来的新增收入用于资助那些社会回报至少达到投入四倍以上的公共政策。否则，增税政策可能得不偿失。
（编辑：法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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